沒有想到，長女丁俐在深圳工作時談了個日本朋友，議及婚事。這該怎么說呢？我只能把年輕時形成的對“鬼子”的感情埋在心里，不能讓下一代人再承擔那人間的悲劇。

        女兒提出婚禮要回南通舉行，“因為生我養我的父母鄉親在那兒”。當時，涉外婚姻挺麻煩，我方政府負責任地向日方要了一份材料：婚姻情況證明、品德、是否合法公民、財產情況等。然后得以辦了手續。

        為舉行婚禮，日方來了許多親屬。小俐特地邀請了培養自己的幼兒園老師，小學、中學的班主任，體現中國的尊師精神。當然還有父輩和親朋。一共五桌人，可能因為小俐過去在電視臺主持過節目，文藝界來了許多朋友，吹拉彈唱，營造了熱鬧的氣氛。市長朱劍夫婦到場；嘉祥同志送一副賀聯，請書法家陳云書就：“一衣帶水比翼鳥，櫻花牡丹連理枝。”作為主婚人，我簡單講幾句話：“小女要遠嫁日本，我們都是老百姓，這是民間的聯姻，不是‘昭君出塞’，不是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。但畢竟還是兩個民族之間的親事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婚禮結束時，日本客人中一位長者，鄭重其事對我講：“請您老放心，您的女兒到日本之后，我們一定會善待她的。在日本工作很緊張辛苦，她不一定再干什么工作了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這個客氣話叫我大為吃驚，心想：糟了！是的，日本的著名演員山口百惠21歲就回到家里去料理家務了。是每天跪在“榻榻米”上迎接丈夫的歸來。剛舉行婚禮就潛藏著矛盾了。日本的男尊女卑，增加了我的心事。

        小俐夫妻離開南通后，到外地旅游去了。而后逕直回了日本。后來在日本重逢時，小俐才告訴我，他們旅游首先是去了南京，參觀江東門紀念館，即是紀念被殺害的30萬中國人的地方。我早去過那兒，在一年的清明節，和毅賢老弟（南通日報記者）看到日本老師帶著三四個中學生，在濛濛細雨中，肅然列隊在碑前，聽取講解，我看到有的學生用手帕揩眼淚……女兒他們首先到那兒去看看，是出我意料的。

        女兒去日本兩年后，我們去探親，帶著不安的心情。他們驅車到機場來接。到家之后，女婿田邊給女兒說：“爸爸媽媽來了，你給他們多談談，我來做飯�！彼麆幼骱芸斓刈隽艘蛔朗�多樣菜。他的職業是做工程設計工作的，為人恭謹，尊長有禮。在這個家里，現代文明取代了封建色彩的男尊女卑了。這使我們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。女兒告訴我，現在的日本已不完全是過去的情況。

        女兒在那兒教漢語。日本英語已經普及，都在學第二種外語，首選是漢語。所以，她的工作恰好是滿足社會互補的需要。業余時間畫國畫。這是她在深圳工作時，延師學到的一點本領。我看畫的并不怎么樣，居然可以上市。人們作畫，都是覺得尚可，再拿去裱。她是拿已裱好的條幅來畫。這是太自負還是為了節約時間呢？總之，她帶我到街上的一個四層樓上的大廳里，四壁都是她的畫，環顧一周，大多都標著“售出”。她告訴我，有人一次買好幾幅呢！有人爭著要買一幅呢！對這水平我奇怪，后來認識到日本有些工業品過剩，沒有中國風行的掛歷，所以想買點“補壁”的畫。中國的潑墨畫，他們歡喜。

        名古屋是日本大城市之一。每年舉行一次畫展，以檢閱全市一年美術工作的成績。入選的作品是市水平的標志。想不到小俐的一幅入選了。她畫的是一個大蕃瓜，上邊牽著瓜藤。題為“碩果”。開幕那天，市長等來到畫前，和小俐有簡短的交談。最后是說：“你從中國來，日本話語音很好嘛！”

        于是，中國長沙市長訪問名古屋時，市政當局邀請小俐當翻譯，全程陪同。小俐說：“日方送給長沙市長一分禮物，他走了之后，也送我同樣的一分�！毖韵潞芨吲d。特別是在一個會議場合，市長把她介紹給大家，說：“丁俐小姐從中國來，不是一般的婦女，是中國文化人。”這話當然在田邊的家族中也傳開來。

        丁俐除教漢語之外，還組織音樂、舞蹈等的短訓班，要延請老師、組織學員，既是一個文化活動的組織者，又是一個文化事業的經濟人。她忙這些事，很快樂。因為和群眾有廣泛的感情交流。她的妹妹去日本看望她回來后，我說：“你姐融入那個社會了。”她說：“不僅是融入，而是駕馭那兒的事。人們都尊敬她。”

        一件小事，可見她和日本人民群眾的關系。一次回國探親，我正在醫院，就在病房的大廳里教她太極拳。因為她有舞蹈的體型動作的基礎，我不過教個套路，她又看了講解太極拳的小冊子。幾次就會了。不僅掌握了太極拳的精神，而且學了一套理論。

        回到日本之后，不久來信，說：“我開班了。”她利用晨間教太極拳。日本人很認真，嚴肅列隊，高呼口號“拜托啦”！不久回國又學“太極劍”，把一些店里折疊式的劍買了帶回去，又教當地居民。上綱說：“我把中國的文化帶給你們�！彼�在那兒幾年，發現當地沒有“皮蛋”，就從中國帶一簍去。晨練時，她叫大家伸出手來，每人手上放一個，告訴大家回去料理時，調豆腐吃。當然大家都說好吃。

        日本社會有尊師的氛圍。她在漢語教學中，自然形成了老師的形象，學生很多了。學漢語的同學都想到中國一游，所以她經常帶他們到中國各地跑跑。我在日本，看到他們師生之情甚濃。學生都是各界的成年人，相約一聚，相約旅游，相約看戲，社交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 作為文化人，日本報紙上不斷看到她的文章，也有些介紹她的事跡的文章。例如報道她參加電視臺歌詠比賽的活動。她把得到的獎杯帶回中國來，放到家里。日本一家大報，今年4月3日，幾乎是以整版發表了她懷念故人鄉土的散文。編輯部特別重視。不久又發表文章，反映各方面對此文的反映。橫田幸彥先生說：“我建議應以此文作為課堂上的教材。”有人反映：文章引發了我們對日本現狀的深層思考。有的留學生說：“來日本后每天應付生活瑣事，讀了此文有了廣闊的時空感，似乎從狹小的屋里走出了�！薄白鎳�不能再愚昧，歷史不再重演，感到了自己留學的責任。”

        當年，我說她是“遠嫁”。其實，一年又一年，她心系祖國，“一衣帶水”。她把通州作家黎化的小說《江海祭》帶到日本去，不斷在電話中和我談讀這本書的感受。認為祖國文壇很有新意，很受鼓舞。她把瞿溢的畫冊帶到日本去，向那兒畫壇的朋友展示，引為自己家鄉的光采。東京兩位畫家，請小俐陪同，來南通拜會瞿溢，切磋技藝，興致盎然！丁俐寫《瞿溢的魅力》一文，推薦瞿溢其人和他的作品。《南通日報》在第一版頭條地位刊出，字里行間也可以看到她濃濃的鄉情。

        從報上的文章，可以看到她的筆端抒發著對母親的懷念之情，表達著對父親的情意，也不忘對繼母的感念。

         這些說來話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