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南通地區(qū)開始有了“踏二等車”的新行當。在通東土話中，把騎自行車載客稱為“踏二等車”或“拉二等車”，乘客自然就是“坐二等車”的了。

那時候，交通運輸業(yè)非常落后，鄉(xiāng)村與城鎮(zhèn)之間公共汽車很少，在農村只有少數鎮(zhèn)上有停靠站點，人們出遠門或到城里，都要到有公共汽車站點的鎮(zhèn)上去等車。“二等車”隨著自行車的普及而流行起來后，承擔了短駁或長途載客的任務。平日里，走親訪友、辦公出差的旅客先乘公共汽車到大集鎮(zhèn)的車站下車，然后再轉乘“二等車”去目的地。

當時，從我老家嚴灶去往縣城金沙的公交車尚未開通，交通很不方便。每年暑假，我去上�？赐�父親，花費兩三毛錢搭乘“二等車”去金沙，然后乘坐公共汽車去南通港搭乘長江客輪。倘若步行20多里，既累又費時，坐“二等車”也就成了最佳選擇。

好端端的自行車，緣何被稱為“二等車”？原來，載客的自行車，無論從哪方面看，與公交車相比，只能被列為第二等級。再者，被稱為“二等車”的，其后座必須要有一個載物架子，在后軸兩側安裝簡易的腳踏板，中間還得系上個與三角架同樣大小的布袋，以便存放車主的隨行小物品。沒有這個載物架的自行車，不能稱為“二等車”。載物架通常是給客人坐的，真正的“二等車”還會在載物架上鋪上一塊木板，并用螺絲固定。更高級的還有用棉花墊墊在上面，這就是軟座了，乘客坐久了也不會疲勞。

當年的“二等車”，大多數是永久牌或者鳳凰牌，這類車子工藝精良，經久耐用，騎行平穩(wěn)，深受老百姓喜愛。當然主要還是看“二等車”師傅的車技了。在我的記憶里，幾乎所有的二等車師傅都是車技高超的絕頂高手。

那些專業(yè)從事“踏二等車”的，須經考試合格后領取“派司”才能上路，他們的硬牌照白底紅字：“自行車搭客證”。無證無牌的自行車載客就被叫作“野雞車”，野雞車載客，經常會受到專業(yè)管理人員的攔截。在人民公社管理體制下，如無特殊情況，青壯年勞力每天都得出工，無故曠工干私活是違規(guī)的，“拉二等車”賺私錢更是違法，被歸入“資本主義尾巴”一類。為躲避查處，騎車的和坐車的常常事先訂立“攻守同盟”，如遇有人盤查，則謊稱是帶親友出門，便會化險為夷。“文革”期間，“外調”人員多，無論正規(guī)的“二等車”還是野雞車，生意都很紅火。

六十年代之前，自行車算是稀罕物件，南通農村擁有自行車的人鳳毛麟角。到了中期之后，自行車才悄然流行，但仍很稀少。那是計劃經濟時期，買自行車還得憑票，即使有錢也可能買不到。倘若有人置買了一輛哪怕是半舊自行車，必然會驚動四鄰。說它比現在的轎車還“金貴”，并非虛言。

那年月，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，家里有自行車而又頭腦靈活肯吃苦的人，就悄悄地干起了“踏二等車”的營生。當時二三十里的路程，“踏二等車”才兩毛錢，但這“兩毛”可不是個小數目，有的社員出一天工還換不來兩毛錢。而“踏二等車”，如果一天能拉上幾趟生意，就頂出幾天工了，何樂而不為？    

坐“二等車”出行，除了不能遮風擋雨外，既能一路自由觀風賞景，又可避免暈車之苦。坐“二等車”出行靈活自由，隨叫隨到，不用苦等；說到哪就到哪，一步到位。“踏二等車”的為了掙錢，而坐“二等車”的則貪圖方便、省錢，真可謂互惠互利。  

改革開放后，客運交通發(fā)達了，自行車進入了千家萬戶，人們不再為出行犯難了，但“踏二等車”依然還有市場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年前后，“踏二等車”不再是偷偷摸摸的行為，隨著工人下崗的增多，漸漸成了人們謀生的職業(yè)。這時的載客工具也上了層次，由自行車變成了電動三輪車，被稱之為“摩的”。如今，城市建設飛速發(fā)展，出于市容美化的需要，三輪車載客也逐漸從客運市場淡出。

當下，南通城鄉(xiāng)的“二等車”早已被出租車所取代，但“踏二等車”在車站、碼頭、集鎮(zhèn)等處專門從事載客服務的繁忙景象，卻永遠定格在人們的記憶深處，揮之不去。 

作者：瞿光唐